一连三天，白清萍像被遗忘在时间缝隙里的尘埃。


    她被安置在公共部后院一间独立的小屋里，门口有个年轻的警卫员站岗，说是保护，实为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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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三餐有人送来，吃得跟自己在市财委公共食堂里的一样，都是些简单的窝头和白菜汤，偶尔有几片薄薄的腌萝卜。送饭的同志从不与她交谈，放下饭盒就走，脚步匆忙得像在逃离什么。


    第一天，白清萍还能保持镇定。


    她整理着简陋的房间，把唯一一扇小窗擦得透亮，尽管窗外只有一堵灰墙和光秃秃的树枝。


    她在脑海里反覆回忆那天在走廊上看到的一幕——那个被押送的男人，左耳后若隐若现的疤痕，还有那转瞬即逝的侧脸。


    是李默。她百分百确定。


    第二天，焦躁开始啃噬她的耐心。


    路副部长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延安的回电似乎石沉大海。


    她开始在小屋里踱步，从门到窗七步，从窗到门七步，像笼中的困兽。


    偶尔能听到前院传来的汽车声丶脚步声丶模糊的谈话声，但都与她无关。


    第三天，一种熟悉的寒意爬上脊背。


    作为在延安呆过五六年的老地下工作者，她太明白这种沉默意味着什么——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复杂，或者太危险，以至于组织需要时间来编织一个她能接受的「真相」。


    夜幕降临，松江的寒风在窗外呼啸。


    白清萍蜷缩在硬板床上，裹紧了单薄的棉被。


    她想起1942年的那个春夜，李默背着小布包离开时的背影。


    月光下，他回头看了她一眼，想说些什么，最终只是轻轻摇头，转身消失在延安的窑洞群中。


    那一别，就是三年八个月零九天。


    她一直数着日子，即使组织要求她忘记，即使档案被修改，即使所有人都告诉她「李默执行特殊任务去了，不要打听」。


    她不敢打听，但忘不掉。


    每个月的十五号，她都会偷偷在日记本上划一道痕——那是他们原定结婚的日子。


    「如果那天我坚持和他一起走，会怎样？」这个念头在三年的深夜里反覆出现，像钝刀割肉。现在，这把刀又回来了，带着新鲜的痛楚。


    第四天上午，门外传来脚步声，不是送饭的节奏。


    白清萍从床上坐起，心脏不受控制地加速跳动。


    她迅速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襟，尽管知道这毫无意义。


    门开了，进来的是三天前见过的机要秘书小陈。


    年轻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公事公办地说：「白清萍同志，路副部长请你过去。」


    「好。」她只说了一个字，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


    跟着小李穿过走廊时，白清萍注意到公共部的气氛与三天前不同。


    前院里停着两辆军绿色吉普，几个穿制服的人正匆匆搬着箱子。


    二楼的一扇窗户后，有人影一闪而过，隔着结了霜的玻璃，看不清面孔。


    路显明的办公室门虚掩着。小李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低沉的声音：「进来。」


    推门进去，路副部长正站在窗前抽菸，背对着门口。


    烟雾在清晨的光线中缭绕，让他的背影显得模糊而疲惫。


    办公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最上面一份翻开着，隐约能看到「绝密」两个字。


    「路部长，白清萍同志到了。」小陈说完，自觉地退到门边，但没有离开。


    路显明转过身，掐灭了菸头。


    三天不见，他似乎老了好几岁，眼袋浮肿，胡子也没刮乾净。


    他看着白清萍，眼神复杂——有审视，有犹豫，还有一丝她看不懂的东西。


    「清萍同志，坐。」他指了指椅子，自己也在办公桌后坐下。


    白清萍依言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上，姿态标准得像在等待审判。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路显明开门见山，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敲进空气里，「这个叫李树琼的人，不是李默。他只是长得像而已。」


    白清萍的呼吸一滞。她张了张嘴，想说「不可能」，想说「我看到了那道疤」，想说「您知道的，受过训练的人不会认错同行」。但最终，她一个字也没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