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孝贤

陈孝贤把铁锨立在墙根里之后，站在院子里拍打身上的尘土，用力跺脚，跺得地面咚咚响。这是他的习惯，每天他一跺脚，媳妇就赶快端着洗脸盆出来，叫他在院子里洗脸，因为他在生产队的平田整地专业队劳动，收工时灰头土脸一身尘埃，不打土就进不了房子。但是这天他跺了好一阵脚打完了身上的尘土，女人也没露面，娃娃也没露面。他只好自己端个洗脸盆去厨房舀水。他已经看见了，厨房里点上灯了，上半截门框冒着白色的水蒸气。

呦，今天做长面了？给舀些水。他低着头进了矮矮的厨房门，说。他看见女人正在用手逼着切刀切面条。

你自个舀，不看我忙着吗？女人没顾上看他，还在切面。

娃娃们哩？

到隔壁人家借醋去了。女人回答，并立即补充一句：来客人了。

啥客人？

工作组，景队长领来的。

景队长领着来的？他问了一声，没等媳妇回答，就端着洗脸盆出去了。在台阶上呼噜呼噜抹了两把脸，又从窗台上拿块毛巾擦干，然后才又进了厨房，问，做啥的工作组？

我也不知道做啥的，队长领着来了，说住在咱家，吃在咱家。景队长交待下的。说是个啥组长，专区革委会的。女人停顿一下又补充说，听着像是检查工作来的，检查学大寨的。

姓啥？

姓蒋。

住的时间长吗？

听说一两天就走哩。

噢，这么个事儿呀。我看一下去。

女人说你把菜端上。

这是招待贵客的菜，一碟炒洋芋片片，一碟炒鸡蛋，还有一罐罐油泼辣子，一碟碟腌韭菜切得碎碎的，放在一个木制的托盘里。陈孝贤托着托盘走进堂屋，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坐在热炕上。养母驼着背坐在上炕上，养父在炕沿上坐着，正在一个小泥炉上煮罐罐茶。炕中央放一个小炕桌，摆着茶壶和一碟切成片片的馍馍。养父扭脸看了他一眼，向客人说，这是我的后人。然后才对陈孝贤说，这是工作组的蒋组长，从定西来的。陈孝贤尊敬地说，蒋组长，你来了？

蒋组长欠了一下身体说，收工了吗？累了吧？

累嘛。天不亮就出工，黑黑的才收工，一天往黑里拉架子车挖土，就累得很呗。

你们做的啥活？

修大寨田哩，在平田整地专业队。陈孝贤回答，然后对养父说，大，你上炕坐下去，我把茶炉收拾过。

陈孝贤把茶炉撤了，把炕桌上的馍馍放进托盘里放在桌子上，又把茶盅收掉。这时蒋组长又问，你们的专业队多少劳力？陈孝贤回答二十多人。蒋组长说，你们才二十多人修水平梯田吗？陈孝贤回答，我们上岘子全体劳力才七十多人，二十多人修水平梯田还少吗？都去修梯田，其他活还干不干了？蒋组长说，现在是冬闲季节，你们不多上些人，开春才上人哩吗？专区革委会要求男女老少齐上阵，学大寨哩。陈孝贤说，蒋组长，说实话哩，我的看法是上二十多人还嫌多了。修大寨田把熟土翻下去了，把生土翻上来了，不长粮食。蒋组长说，你的这思想可不对呀。修大寨田暂时是要受些损失，可长远些看，水平梯田保墒好，防止水肥流失，稳产高产。陈孝贤说，理是这个理，地修平了好，可那要有计划地慢慢来，快了挨饿哩。说着话陈孝贤走出去了，一会儿又端上臊子面来。农村妇女切下的长面又长又细，浇上洋芋丁丁和鸡蛋炒的臊子，蒋组长一边吃一边说，我们工作组下来，要和社员同住同吃同劳动，明天千万不做好饭了。养父说这是啥好饭嘛？蒋组长说，这不是好饭吗？你们家天天吃长面吗？天天炒鸡蛋吗？养父笑了，说，那舍不得嘛，攒下几个鸡蛋还要换醋换盐哩，给娃娃们扯过年的衣裳哩。蒋组长也笑：对呀，鸡蛋你就还攒下，你们给我把散饭散上，把洋芋煮上。我是农村人，从小吃下散饭、洋芋疙瘩的。

蒋组长是哪地方人？陈孝贤问。

我是通渭县马营镇的。

马营镇的？你是马营镇的人呀？那你熟悉不熟悉锦屏？

锦屏我熟悉嘛。我在通渭县林业局干过，下工作组去过锦屏，还在何家阳坡住过。

是吗？你在何家阳坡住过？

住过住过。怎么，你熟悉那达？

那熟悉嘛……陈孝贤说话的时候养父看了他一眼，他就住嘴了，改口说我给你端饭去。

蒋组长再也没说啥，吃饭，吃完了饭就下炕，说工作组要和队干部们开个会。陈孝贤跟着他走出房去，说天黑得很，看不见路，我送你到队部去。蒋组长不叫送，说路我认下了，能找着队部。睡觉也不要等我。你们睡你们的觉，把门给我留下就行了。会不知道开到几点哩，我回来自己睡。

这天的会开的时间长，半夜里蒋组长才回来。他轻轻地推开虚掩的大门，想悄悄地去他睡觉的小房，不料门吱扭响了一下，陈孝贤就披着棉袄从厢房出来了，问：蒋组长开完会了？蒋组长说开完会了。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等我。陈孝贤说，我知道你们当干部的临睡觉还有洗脸的习惯哩。说着话他就把热水瓶和脸盆提到小房里。他往脸盆里倒上水，还摸了摸炕热不热。他说，蒋组长，你看这炕热不热，不要把你冻下。

蒋组长说，你快睡去吧。有一点热气就行。我的铺盖厚，还有皮袄哩。

但是陈孝贤不走。他磨磨蹭蹭地摸一摸炕，又给一个茶缸子里倒上开水，然后坐在炕沿上看蒋组长洗脸擦脚，又问：

蒋组长，你们这趟来上岘子是要站几天吧？

站不上几天。今天的会上你们的队长汇报了一下，提了些问题——就是你吃饭时说的那问题，明天再到地里看一下，后天就走哩。

后天就走？你们咋这么急？多住几天嘛。

不行呀，学大寨任务紧得很，还要跑几个地方检查督促哩。

噢。陈孝贤叹息一声不说话了。

蒋组长已经洗完脚泼了水上炕了，说，睡吧，时间不早了。陈孝贤站起来了，但又磨叽着不走，吭哧着说，蒋组长，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蒋组长把腿伸进被窝里坐好了，仰起脸问，不知你打听谁哩？

嗯……陈孝贤沉吟着说，你说你在何家阳坡下过工作组……

就是，我在何家阳坡下工作组蹲过半个月。

何家阳坡有个叫何乾的，不知你知道不？

何乾我认得嘛，那次去何家阳坡，就住在他家。

那是我表兄。

蒋组长惊讶了：表兄？他怎么是你的表兄？坐下，你坐下了说。

他娘是我的娘娘，亲亲的娘娘，我大的亲姐姐。

是吗？你们还是亲戚吗？那么你是……你是……哎呀，你先不要说，我想一想……蒋组长瞪着陈孝贤，一只手举在胸前，食指指着他，很快就又说，你……你是陈家大河的陈家，你大叫陈安荣，你的小名是芒芒？对不对？

陈孝贤惊奇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我怎么不知道？你娘娘哭着跟我说过，你大1957年出了个事，你娘跳井了。你娘娘知道你进了孤儿院了，还叫何乾到孤儿院打听过，孤儿院说你叫人领走了，领到哪达去了不知道。你娘娘一说起你就哭，说陈家就剩下你一个顶门的了，还叫人领走了……哎呀，你原来在这达哩！你怎么不给你娘娘写个信呢？

陈孝贤沮丧地说，没打听嘛。我娘跳了井了，我哥跑到洮河混口去了，我领着小妹妹要馍馍去了……后来听人说我哥死在洮河工地了，家里没啥人了，我就再没心思打听亲戚了。

唉……

蒋组长长长地叹息一声，良久不语。陈孝贤又问：

蒋组长，你听没听我娘娘说过我大在哪达哩？还在不在……人世？

没有嘛，你娘娘光说过这样的话：你大到新疆服刑去了，再啥她就不知道了。

我大没给我娘娘来信？

没有嘛。

陈孝贤不说话了。蒋组长也不说话了，两个人就坐着。良久，陈孝贤说：

蒋组长，你睡，你睡，看把你打扰得觉都睡不成，都半夜了。

但蒋组长叫住了他：坐下，你再坐一会儿。已经晚了，索性再坐一会儿，我们说说话。你给我详细说一下你的身世——你咋进的孤儿院，又咋来了定西，到了上岘子？

那说起来话就长了，不说了吧？

陈孝贤说，说一下说一下。怎么，你还不放心我，怕我传出去？

不是不是，我一个农民，传出去又咋哩？我的身世，上岘子的人都知道。

那你就给我说一下嘛。那次在你娘娘家里我还问过，你大是咋判的刑，你娘又为啥跳井，你的娘娘也说不清楚。

那她说不清楚嘛。我大是地主分子，那时间天天批着斗哩，亲戚们都不敢来往，就怕沾光哩。

陈孝贤又坐在炕沿上了，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说：

蒋组长你靠墙坐好了，我慢慢给你说。我家的院子有个巷道，进门的时候先要进巷道才能走进院子。巷道很宽，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在那里盖了个油坊。解放后土地改革，把我大定了个地主分子，房子和土地都没收了，就留下了个油坊。把我们一家人撵到巷道里去了，油坊旁边有一间草房房，我们一家住在那里。后来高级社的时候我家入社了，油坊也入社了。那是五六年么五七年的事。我大心里不愿意，跑到社里去要油坊，说那是我们私人的。社里就说我大反攻倒算，抓起来判了四年刑。那时候我家里七口人，我大我娘一个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我。我哥比我大三四岁，我十一岁，我和哥还干不了活，全家的重担就都落在我娘的身上了，我娘的思想负担重得很。我记得我娘就没笑过嘛，就是一天到晚地劳动，还要给我们做饭，缝衣裳。后来到了1959年家里一点点吃的都没有了。那已经是冬天了，我记得下雪了，一天夜里，我娘拿了个筐，叫我拿上个扁担，说我们找些吃的去。我和娘走到岘口子那里了，队里的洋芋就窖在地边的坎子上挖下的窖里头，没人看。我们装了一筐洋芋抬上回家了。怕人发现，慢慢地走。洋芋窖到我家一里路，抬回来后没敢吃，——我娘说队里很快就会知道丢洋芋了，先藏起来，等搜查过了再吃——把洋芋藏进炕洞里了。果然第二天早上队长发现了路上的汤土和雪上有脚印哩，队长李建国拿着一根绳子来了。一个人来的，来了就审我娘，说你们偷了队里的洋芋！我娘说没偷，他就搜开了。一搜就搜出来了，就用绳子打我娘，要捆我娘。我娘挣扎着没捆成，他就骂：你们家是地主，剥削下人的，你们还敢偷生产队的种子！我把你抓起来哩，送到县上劳改去哩！他还骂我娘：你男人服刑去了，你还不老实，你找死哩吧！

队长骂的过程当中我娘走出去了，不知做啥去了。队长等了一会儿，问我：你娘做啥去了。我说不知道。他等一会儿等不住了，就走了；临走还跟我说了一句：明天开社员大会，斗争你们！

那天我哥不在家，就我在家，还有一个小妹妹。队长走后我就到处找我娘，找不见。我到山沟沟山坡上都找了，心想我娘会不会拾地软儿去了，可是到处也找不到。天快黑的时候我走到家门口了，到水窖上看了一下。我家门前的麦场边上有个水窖，那是解放前挖下的，专门收集麦场上的雨水的。那个水窖原先是我们一家人吃水，土改后也成了大家的了，大家都吃那个窖的水。我那时候心里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担心我娘出啥事了。我走到窖跟前一看，窖口上有溜了土的印子，还有手在雪上抓过的印子。我的心咚咚地跳开了，趴在窖口上往下看，七八米深的水面上漂着个人影子。我急了，叫了几个亲房哥捞人，把我娘捞上来了。我娘穿的烂衣裳，人已经泡胀了。家里什么也没有，亲房哥们就把我娘放在一扇门板上抬出去埋了。当天就埋了。我娘下场之后，哥哥一看家里没人管了，没法过了，就跑到引洮工地去了。那时间听人说洮河工地有粮吃，只要劳动就管饭。我娘下场前家里就没吃的，我的两个弟弟饿死在炕上了；吃树皮把不下来，大弟弟先死了，小弟弟后死。那是一天刚天亮的时候，我和小弟弟睡在一起，醒来后一推弟弟，不动，我说，娘，可能来娃死了。我小弟弟叫来娃。我娘哭开了。哭了一会儿，叫个亲房抱出去撇了。小弟弟死时八岁。

家里剩下我和小妹妹了。我和小妹妹白天在场上刨草垛底底拾麦颗颗，晚上睡在冷炕上。哎呀，冻得睡不着呀，我不会添炕，小妹妹冻得光哭。这么过了两三天，隔壁分下我家房子的一个老奶奶进来了，说，娃娃，你领上妹子要馍馍去，你蹲在家里饿死哩。我就领上小妹妹要馍馍去了。

到处都在闹饥荒饿死人，走到哪里都要不上吃的。有时人家给上一点吃的，也是谷衣炒面，或者草根根煮下的苦汤汤。记得只有过两次人家给过正经的吃食：一次是一个老奶奶给了两个洋芋，还有一次，一个大妈给了我们一人一碗莜麦面的拌汤。晚上没地方睡觉。小妹妹那年才六岁，小妹妹瘦得皮包着骨头，到谁家找住处谁家都不留，怕我和小妹妹死在人家家里。我们只能睡在人家麦场的草垛里。天气越来越冷，已经是腊月了，我和小妹妹只穿个破棉袄和单裤单鞋。

我们要了几天饭，有一天要到公社所在地上店子了。站在一个房子盖得很好的院门口，我不停地喊，大奶奶，给上些吃的。喊了有十几声，出来个妇女要撵我们，但是刚说了一声去去去，你们要饭要到公社来了……突然又叫起我的小名来：芒芒，你怎么到这达来了？原来那妇女是我们上岘子村的人，在公社给干部们做饭哩。我娘没了……我把我娘跳井的事情说了，那妇女进去拿了两个糜面的碗坨子出来给我了。因为小妹妹受的罪大，那两个碗坨子我就给了小妹妹一个，另一个装在我从家里出来时拿上的一个抽抽里了，想给小妹妹存着。小妹妹真是饿极了，接过碗坨子站在路上就啃着吃开了，但是碗坨子将将吃完，小妹妹就说肚子痛。痛得还急得很，坐在地上不能动了。我当时急了，抱着小妹妹走到麦场上，放在一堆麦草上，叫她躺着晒太阳。我说我给你揉揉肚子，可是将将一揉肚子，她就痛得叫起来。我不敢揉了。小妹妹痛得脸色变了，像石灰一样，一会儿就断气了。

我没主意了，不知道咋办才好，就跑回公社门口去了，喊那个妇女。那妇女听说小妹妹死了，也惊呆了，脸色都变了。她说，可能吃得太猛了！然后她又说，芒芒，你快走吧，不要在这达站着了。我给你的馍馍是偷着拿出来的，没叫干部们知道，干部们要是知道我给你的馍馍把你妹妹吃死了，还不把我抓起来吗？不得叫我抵命吗？

我妹子怎么办呢？我听说妹子的死亡要给好心的妇女带来灾祸，更是慌张起来。

那妇女说，你赶快走，离开上店子；你妹子你也不要管了，小心人家看见你。

当时我慌慌张张离开了上店子，也没敢去看小妹妹。

又要了两天馍馍，我就回家了，回到陈家大河了。我想与其要不上馍馍，还不如回家吃谷衣吃树皮去，夜里总还有个睡觉的地方。但是回到家中一看，我离开时锁上的大门叫人撬了，家里的啥啥都叫人偷光了，毡呀，席子呀，锅呀水缸呀。没办法，我就又出门要馍馍去了。这一次我翻过华家岭到会宁去了，会宁能要上吃的，会宁的情况比通渭稍稍好些。

说到这里，陈孝贤结束他的故事说，后来，第二年正月里，我叫会宁的收容所收容了，送回通渭了。通渭的收容所在西关里，我在那达住了几天，一辆轿子车接到定西儿童福利院去了。福利院那时在物资局的院子里。

后来呢？你怎么又到这达来了。

陈孝贤说，在物资局蹲了一年，我上学了，上了一年级。一天来了个上岘子的人，找到我们班主任肖延龄，说是想领个娃娃。肖延龄跟领导说了，领导同意，肖延龄就到我们宿舍来，问你们谁愿意给这个人当儿子去。我说我去。我那时已经十五岁了，孤儿院吃不饱，我想到他家里总能吃个饱饭。我就拿了个茶缸子和小勺勺到了上岘子。

上岘子的这个人叫郑海山，也是1960年一家人饿死了，和另一个妇女合成一家人的；那个妇女是男人和儿子饿死了，带着一个丫头。到了郑家一开始好着哩，可后来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对我不好了，饭也不叫我吃饱了。过一段时间又把我领回孤儿院了，说不想要了。孤儿院的领导说，那就回来吧，甭去了，可我说我不回来，我能自己生活了。

这次回到上岘子，我就到队长景有福家里去了。队长你今天见了嘛，那人好得很，叫我住在他家吃在他家。我在队里劳动，挣的工分分的粮食都给他家。就这样过了一年，有些人说闲话，说景有福家养了个长工。他避嫌哩，就跟我说，娃娃，你到李正海家去吧，李正海想领个儿子顶门哩。我就到现在的这个家了。李正海——就是我的养父——一家人也是1960年饿死了，就剩了他一个人。他也是找了个男人饿死了的媳妇，就是我现在的养母。养母也带来着一个丫头叫李秀英，属鼠。我在这个家里一边吃饭一边劳动，这丫头给我们做饭。那时候我当饲养员着哩，住在牲口圈里，每天回到养父母家吃饭。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年腊月里，养父把我和李秀英叫到一搭儿，养母也在跟前，养父说，你们两个人都长大了，我的想法是你们成个家，我们四口人就在一搭儿过，你们同意不？我说同意，李秀英也说同意，就定下来腊月里结婚。养父当时还说，养下头一个娃娃了姓李，如果是儿娃子的话，给我李家顶门，再养下的就姓陈，给你们陈家开门，不管是男娃娃女娃娃。我说好。

不几天就结婚了，养父养母给我们准备了两床新被子，一片毡，一个单子。准备了酒席，庄里来人了，拜了天地入洞房。没啥讲究。结婚后秀英对我好，生了两个娃娃，老大儿子，姓了李，老二是丫头，姓陈了。

陈孝贤讲完了自己的身世，蒋组长问，你现在的日子过得咋样？陈孝贤回答，好着哩，养父养母老了，干不动了，我和李秀英劳动着哩。吃的紧张，但也过得去，比1960年好多了，总是饿不死人嘛。现在我就是想我大，不知道我大的情况咋样了，活着还是下场了……

蒋组长第三天早晨就离开了上岘子村，临走对陈孝贤说，我回到单位就给何乾写信，叫他看你来。过了二十多天，何乾还就来了。何乾的身后跟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一看见陈孝贤就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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