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麻地浇水

去年春节，我请假回了一趟陇西老家。我想着要找一下我妈。坐火车先到的陇西，再倒公共汽车到云田镇，又步行了三四公里山路就到了北山的麻家山村。麻家山是一个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这个村全村人姓麻，就我们一家姓栾的。我到了麻家山一户一户地问乡亲们：我听人说过，我要饭的时候我妈回来迁过户口，你们知道她迁到哪里去了？有些人说迁到陕西了，陕西啥地方不知道。我们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叫麻延海，我找到他家问，麻家爸，你记得不记得我妈迁到陕西啥地方了？麻家爸说，娃娃，我光记得你妈说过要往陕西迁户口，离宝鸡不太远，哪个县哪个公社就说不清了。我说麻家爸，我要找我妈去，我要知道她迁到哪里去了。麻家爸说，那你要到公社查去呢。你妈迁移户口是在公社办手续，公社那达可能有存根呢。可村子里有人又跟我说，迁户口的人去公社前先要在大队开条子哩，你先到大队打听一下吧。我就没去公社先到祁家坡大队去了。到大队问了一下，还真问着了。大队干部翻了一下一个厚厚的大本子，上边写着哩，我妈是迁移到宝鸡县东边的蔡家坡公社红光大队三道湾村生产队去了。我当天就又离开麻家山去了云田镇，再坐慢车到陇西，当天夜里上了快车。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就到了蔡家坡车站。宝鸡市，宝鸡县、岐山眉、眉县，蔡家坡这一带我熟得很，要馍馍去过，所以我下了火车就打听红光大队在哪达。有人指给我往东走五六里路就是红光大队。我走到红光大队的地界上再问三道湾村，又走了一个小时的路就到了。蔡家坡和陇西地形不一样，没有高山，是缓缓的丘陵地区，那地方的人叫塬。我到了三道湾村，遇见一个老汉，向他打听一个甘肃来的张秀英。我妈的名字叫张秀英。那老汉问你是哪里人？你妈是做啥的？我说我是甘肃陇西县人。我妈是1959年逃荒出来的，还带着我弟弟、妹妹。弟弟五岁，妹妹一岁。我妈1961年底回过一趟家，迁户口，迁到蔡家坡的三道湾村生产队了。我是她的大儿子，现在甘肃酒泉的一个农场工作，我找我妈来了。那老汉问这问那，我回答了，他叫我跟他走。他说他们这个村里有两三个从甘肃来的女人，都带娃娃着哩，不知道哪个叫张秀英。走到一个土墙墙院子门口了，正好有个女人从一个麦草垛上抱草要进院子，那老汉就喊了一声五婶，你在甘肃老家有个儿吗？他找你来了。那女人面朝我站住了，抱的麦草掉在地下了，定定儿看我。我也看那女人。我立即就认出来了，她就是我妈。我离开我妈的时候我妈才二十八岁，还年轻着哩；这时我妈老了，就像是五十几岁的老奶奶了，头上有白头发了，还很多；但她的脸型像我妈，站着的样子也像。她穿一身黑布的棉袄棉裤，棉袄是大襟的。我喊了一声：妈。

我妈站着不动弹，也不说话。那个老汉又叫了一声五婶，说五婶你咋不说话，这个娃是不是你的儿？我那一阵心有点慌，我看我妈不说话，就心里没底儿了，害怕我妈不认我，也害怕我自己认错了，就又喊一声妈，说，我是吉吉！

我妈还是不说话，但她往前走了几步，抖抖索索伸出手来了，把手举到我的脸前。我不知道我妈要干啥呢。我的个子高，我妈的个子小，我妈把手举起来摸了一下我的耳朵，还歪着头看我的耳朵。我耳朵门上有个小肉蛋蛋，我妈摸了一下肉蛋蛋。

我跟那个老汉打听我妈的时候就有两三个大人站在旁边了，听我跟那个老汉说话。我去认我妈时他们也跟过来了，而且这时村里的几个大人娃娃也都围到我和我妈身旁了。他们静静地看着我和我妈，看我妈摸我的耳朵。终于有个人问我妈：五婶，是你儿吗？我妈这时说了两个字：

就是。

像是一声巨大的叹息，嗡的一声，安静的人们说起话来了。有的说五婶的儿子从甘肃来了，找五婶来了。有的说你们看还真像呀，那眼睛，那脸型。有的说没听五婶说起过她还有个儿子呀。还有人说，啊呀，五婶还有这么大的儿子哩。

但我妈一句话不说，定定个站着，看我。这时我的脸有点发烧，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我妈：妈，进房子吧，叫乡亲们进去坐。

我妈这时才说了一句话：

我当成你叫狼吃过了。

我调来饮马农场商店工作已经三年了。

饮马农场过去是河西走廊上最大最老的劳改农场，由于劳改犯们的廉价的劳动力，这里渠网配套阡陌纵横土地平整，生产很多粮食。可是它移交我们农建十一师之后，农场职工的生活依然艰苦，因为整个农建十一师的粮食生产不能自给，饮马农场生产的粮食要调拨到新开发的农场去，还要供应师直各单位吃粮。也是因此原因，饮马农场光种粮食，忽略了蔬菜和副食品的生产。光吃粮食也不行呀，为了改善生活，场领导给场直机关单位分些地，叫各单位抽人或者利用节假日种菜，种油料。

这是夏季的一天夜晚，我在商店的胡麻地里浇水，正好栾吉泰给他们连的麦田浇水，我们两个单位的田挨在一起，我们就坐在渠堤上聊天，吸烟。他说起了寻找母亲的经过。他是从定西地区河靖坪儿童福利院参加工作的孤儿，1969年五大坪农场的职工调来饮马农场不久，我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他的身世。

他是1949年出生的。他说他记事的时候起，家里有奶奶，父母，两个弟弟一个妹妹。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之前，他父亲到陇西石料场砸石头去了，不是农业社上派的，是父亲自己去的，砸石头挣钱。父亲几个月回一次家，父亲说，那里的石头是白颜色的，工人们炸山把石头炸下来，父亲和很多人把石头砸成小块块，火车再拉走。砸石头是用一条橡胶弯成个圈圈，把石头圈在圈圈里固定在大石头上，用铁锤砸成比核桃大的块块。1959年生活紧张了，家里没吃的了，吃树皮，吃荞麦杆杆，吃麦草。把麦草点着，熏黄，扑灭，磨碎，拌上磨碎的树皮煮汤汤喝。奶奶就死了。奶奶死后有人把他父亲叫回来了，把奶奶安葬了。家里实在没吃的，父亲又要去陇西石料场，就把大弟弟带走了。大弟弟那时七岁。过了两个月，父亲又回来了，说是有病了，干不动了，回来歇几天。父亲是半夜回到家的，一进门就问母亲大弟弟呢。母亲说老二不是你带走了吗，怎么又问我哩？父亲一听急坏了，说弟弟到了石料场没地方玩去，他买了一张火车票送上火车，叫弟弟自个儿回家来了。父亲和母亲跑到火车站去，跑到陇西县城去找了四五天，没找到大弟弟。父亲回到家就躺倒了，过四五天下场了。父亲临死时给母亲交代，石料场还有几个月的工钱没领。母亲把父亲用一张竹席卷起来安葬后对栾吉泰说，吉吉，你把弟弟妹妹看好，我领你大的工钱去。工钱领上了我给咱们买粮去。母亲走的时候说过，她今天去明天就回来了，可是等了三天母亲也没回来，家里连树皮和麦草灰也没有了，弟弟和妹妹哭。弟弟那年五岁，妹妹不满一岁，还不会走路。栾吉泰害怕弟弟妹妹饿死了，就说，你们在家等着，我去要馍馍去，要上馍馍回来你们吃。他们家住的麻家山高得很，前边还有一座山，从那个山顶顶上看过去就能看见云田火车站，他和大弟弟两个人曾经去过火车站。这天他一个人去了，到火车站要馍馍。火车站上人多得很，要馍馍的娃娃和老汉们也多得很，他要不上馍馍，就上了一列票车跟旅客要。正伸着手要着呢，火车开了。他急着要下车，列车员不叫下，说下一站再下。到了下一站列车员叫他下车，他却藏到椅子下边没下。他想，这不知道开出来多远了，回去也救不了弟妹了，因为他还没要上一块馍馍呢。他还心存侥幸：可能母亲今天就回到家了，买上粮了。他就接着在车上要馍馍。这趟车的终点站是郑州，他到了郑州才下火车。

他到处要饭，乱跑，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都跑遍了。他离开家的时候是冬季，1959年的冬季，在西安要馍已经是夏季了，有个老奶奶给了他一件白褂子，土布做的。夏天，要到哪达就在那达睡，马路边上，人家院子的门道里；冬天难熬得很，卖醪糟的收摊之后在人家的锅台里头蜷着。到一个庙里去要饭，人家叫他当和尚，给人家扫院子。在河南要饭时一对中年夫妻收留过他。那对夫妻三十几岁，没儿子。那男的是招女婿，有个丈母娘。河南冬天不生炉子，丈母娘住在苞谷秆秆搭的马架形房子里，他和丈母娘一起睡马架房。

他在陕西要馍的时间长，陕西人给馍馍大方。他也几次要馍馍回到甘肃。一到甘肃就被人抓住送到收容所；从天水到兰州，大些的火车站和各县都有收容所。他在甘肃要馍馍时回过一次家。那一次回家就听人说，他出去要馍馍的第二天母亲回到了家中。母亲领了点钱，买了几斤谷子，炒熟，用石臼踏成面面，喝了几天糊糊，就背上妹妹拉着弟弟逃荒去了。村庄的人们对他说，他母亲出去逃荒的第二年——1961年底的时候——回过一趟麻家山。母亲是迁户口来的，迁到陕西去了。他母亲向乡亲们打听过他，乡亲们说跑出去再没回来，就哭了一场，走了。

他头一次回家是在从西安市到定西县的火车上叫警察抓住的，他对警察说，你们把我放了，我是回家去的。但是警察把他交给定西火车站的派出所，派出所又把他送到火车站跟前的收容所。这是民政局的收容所，去了登记，睡大通铺，盖着破被子。这是个四合院，是民房，但看来是富汉家的庄廓，院墙高得很。白天可以在院子里走动，可以到别的房子串门，晚上收容部的干部就把房门从外边锁上，不准走动。这个院子还有高房，干部们审查人的时候搭个梯子，叫人爬进高房，审问完再放下来。在收容所关了十几天，凑够十个八个人，派个干部买上车票坐火车送到陇西县收容所。陇西县收容所在文峰镇火车站跟前，再凑够十个八个，再由干部带上火车到云田镇，交给公社，干部返回。公社问清了谁是哪个大队的哪个生产队的叫回家去。干部还问吃饭了吗？说没吃，就喊炊事员给这娃拿个馍。给个馍之后就说，回家去吧。他第一次回到家中，队长留他住了一夜。天亮了，队长问他：娃娃，你妈不在了，你咋办哩？他回答我找我妈去。队长问你到哪达找去？你知道你妈到陕西哪儿了吗？陕西大着哩。他说我也不知道上哪达找去，那我还接着要馍馍去吧。

他就又翻山越岭到了火车站，又走上了要馍馍的道路。只要是票车他就上，列车员阻拦就不上了，或者换个门再上。只要能上就上。火车上的人肯给馍馍，比穿街走巷要馍馍容易些。他说他要饭从来手里不拿棍子不拿饭碗。拿上这些一看就是要饭的，各地的干部爱抓，送收容所。拿上这些还进不了饭馆。他大大方方进饭馆，拿起别人吃过饭的碗碟就舔，有剩饭就吃。服务员撵了放下碗碟转身就走，不叫抓住。

他在郑州、西安、天水和兰州各抓住一次，定西抓住三四次，每次都是送到公社。公社说这娃娃又来了，回家去吧，就把他放了。他就又去扒上火车去兰州、陕西要馍馍了。

有一次从宝鸡市抓住送到兰州，兰州又送到陇西收容所，干部们说这娃又来了，家里真没人了吗？这次在收容所关了五个月，人家派人调查了，查清他家真没人了，就送他到陇西县孤儿院去了。县孤儿院在陇西县城的搭搭巷。这是1963年的夏天。在孤儿院上了半年学，——他在家上过两年学，到孤儿院后上三年级——民政局又把他借去干了一年多遣返流浪人口的工作；1965年陇西孤儿院的小娃娃合到定西专署孤儿院去了，大娃娃要去靖远河靖坪孤儿院，他就去靖远了。

听说他找到母亲了，我说他：好嘛，你找到你妈快两年了，没跟我说过！

他说，这有啥说的？难道还要丽丽在全场广播一下吗？

我笑了。丽丽是我的女朋友，在场部宣传科当广播员，工作就是每天早晚放广播，放起床号；别人休息了，她在播音室念稿子：党委的什么决定啦，表扬好人好事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啦。搅得人半夜睡不好觉。

来，再吸颗烟。我又递给他一颗燎原香烟。很快，劣质烟的香味就从我们的嘴里喷出来，我又说：

你妈对你咋样？

好着呢。他回答。那次找到我妈，在我妈那达住了二十天，我妈给我烙了几次大油鼓子。我小的时候，过年杀了猪，就爱吃大油鼓子。

我问什么大油鼓子？

他说，把莜麦面或者糜子面谷子面蒸熟，再和板油炒到一起，撒上盐，调料，外边再裹上白面皮，在鏊子上烙熟。吃起来外脆里酥，香得很。

你妈家里生活条件可以吧？你去了杀猪了。

条件不行，穷得很。板油是我妈跑到蔡家坡买下的。就为了叫我吃大油鼓子才买去的。蔡家坡是个大镇子，比玉门镇还大。那里有很多工厂，军工企业。

你继父对你咋样？

一般。我继父是个没本事的人，弱智，就会干农活，赶牲口犁地。说话都不利索。

是吗？我真有点难以接受。

就是的。我妈去了那达，和继父又生了三个娃娃。就一个脑子清楚的，还很聪明，另两个都是弱智，瓜子。

怎么会这样呢！

我妈带着我弟弟和妹妹走，从云田镇扒上火车，到蔡家坡叫列车员撵下来了。我妈也没目标，不知往哪里走，哪里能混上一口饭，就抱着一个拉着一个走，沿着铁路走。她听人说的城里不能去，城里有收容站，抓住又送回甘肃去呢。她就朝着农村走，冒走。她一边走一边要饭，遇上了一个老汉。那老汉问我妈：我们村里有个人哩，四十几了，没成家，就是脑子不太灵，你跟不跟？我妈跟着去了，看那人不疯不残——不缺胳膊少腿，就跟那人过了。没办法呀，为了活命，明知道那是个火坑，也得往里跳呀。

你妹妹和弟弟呢？

弟弟十七了，上了个小学，就在队里劳动了，帮着我妈我继父养家。妹妹还在上小学呢。我在家问过我妈，我大弟弟丢了的时候穿的啥衣裳。我妈思想了半天，说，花衣裳，白底底，蓝花花。我妈不爱说话。我在我妈那达住了二十天，我问这些事她才说哩。我不问，她一句不说。除了做活，就坐下了坐着，半天半天看着我。但有一句话她说了几遍：我当成你叫狼吃过了。我相信我妈说的话，她要是认为我活着，就一定会找我的，会回麻家山找我的。我们陇西，包括整个定西，五九年六○年的时候，狼多得很！我从家里去火车站的路上，在一个山沟沟里碰上了一只狼，在路上站着呢。我吓得汗毛都立起来了。但是我没跑。我听人说的，狼欺负胆小的，你跑它就追着扯哩。那天我想，跑也是死，不跑也是死，我就迎着你走过去，你把我吃了吧！吃了我就不挨饿了。结果那狼转过身走了。它没跑，它是懒洋洋地走了的，长长的尾巴。后来我想，那狼吃饱着呢，不吃我。那时候从庄里出去，村口的路边上就撇着死人。死娃娃人们抱到路口上就撇了，往远处抱一下的力量都没有。

我为啥问我大弟弟穿的啥衣裳？我想到兰州以后登个报哩，找一下我大弟弟哩。可是到甘肃日报社一打听，登一个寻人启事三十三元。我就说算了，不登了。我一月的工资二十九元七角五分，不够登一次寻人启事的。那登一天不行，起码连着登上十天八天，才有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才有可能传到大弟弟耳朵里。再说，我也不知道大弟弟活着还是死了。我大弟弟说不定就是叫狼吃了。我大把我大弟弟送上火车，给一个列车员靠过，叫列车员到了云田火车站放下去，他就自个回家了。我大弟弟知道回家的路，我领着他到车站看过火车，他五岁的时候。我们经常站在麻家山的山顶上看火车站，他不会迷路。

我妈实在不爱说话。我今年春节又看我妈去了。去年我妈跟我说，再来蔡家坡的时候提前发个电报。我说发电报做啥？她说她到蔡家坡车站接我。我不叫我妈接，去时就没发电报，我突然进门了。我妈在台阶上坐着搓棒子呢，就是把包谷颗颗搓下来。她看见我了，只是噢了一声，站起来看着我，再就不说一句话了。后来在房子里坐着，天有点暗了，我把灯拉着了，——三道湾村有电哩——我妈突然淌开眼泪了。我问咋了？她说日子实在不好过。我问咋了嘛！她说没钱交电费，过一会儿电工就要来掐电线呢，天黑了电灯就不亮了。正说着话，电工就进来了，说五婶，你把钱准备下了没有。我掏了二十元钱把半年的电费交上了，我妈又哭开了。

我妈坎坷一生。我听麻家山的人们说过，我妈是旧社会要馍馍走到我家门口的。是我奶奶把她收留下了，当童养媳。十五岁上跟我大成亲的。我今年在蔡家坡问过我妈：你的娘家在哪里？我妈说不知道。

吸了几颗烟，栾吉泰站起来走了。他右手拿着铁锨左手提着风灯，脚上穿着水靴。他说，得去看看了，那块地的水可能灌满了，要换一条毛渠了。

我在胡麻田的田埂上坐着，看他的身影走远了，但是他的穿着水靴的沉重的脚步声啪哒啪哒地传过来。在饮马农场浇水是要穿水靴的，虽然正是伏天，但从祁连山的峡谷里淌出来的雪水冰凉砭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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